兴致勃勃到某名城古镇去旅游，不见老街、老景、老房子和原住百姓，只见挤挤挨挨、门脸大同小异的店铺，店主操着外地口音卖着变味儿的土特产；想看看某地的古佛塔，弯弯绕绕才见一座斑驳的古建筑夹在一栋栋现代化的大厦中；有的地方打着保护古城的名义，强制原住民搬离，剩下一条空街……

11月14日、15日，由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会亚太分委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历史村镇科学委员会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学者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情况、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梳理，为中国古迹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思路。

公布名单只是解决问题第一步

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新课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面临着现代化建设与历史传承的处理问题，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才意识到，拥有丰富文物资源和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纪念意义且正在延续使用的名城古镇亟须开展保护工作。而此前，已经有大量历史建筑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

1982年，侯仁之、郑孝燮、单士元倡议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1982年2月15日，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正式公布，北京、承德、南京、扬州、开封、西安、遵义、大理……这些入选城市文化资源丰富且各美其美，直到今天依然是百姓旅游休闲的首选。

截至2019年，国务院公布了13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8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很多地方又陆续公布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使更多名城纳入政府保护体系中。在制度保障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制度；2008年7月1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公布名单只是历史名城古镇保护的第一步。围绕“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和保护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各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探索和实验：改造成功了，便开发为旅游景区，成为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名片；失败了，便弃之一旁成为烫手山芋，浪费了人力、财力不说，古城的面貌已面目全非，记忆中的乡愁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堪忧

今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发布通报，指出部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并予以通报批评。如山东省聊城市存在在古城内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开发问题，山西省大同市、河南省洛阳市存在在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问题，陕西省韩城市存在破坏古城山水环境格局问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存在搬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后长期闲置不管的问题。

“很多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为名成片拆除历史街区，或以保护为名，行大拆大建之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痛心地说，很多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缺少执行力，有的规划一改再改，只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导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且战且退，甚至到了不战而退的地步。

可以说，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化发展的矛盾是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历史城镇需要保护，也需要有机更新。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同时，也要把完善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放在重要位置，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为古城注入更多生机，而不是让古迹遗址成为城市的孤岛。

让新城市与古迹融合对话

作为一名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接了个棘手的活儿——为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地区一个曾经着过火、十几年来频繁改造，可又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的隆福寺街换个新面貌。

“严格地说，从保护历史街区的角度，应该把现代建造的隆福大厦拆掉，可考虑到这么大的资产，拆了也造成浪费，所以进行了改造。”崔愷说，如何承认城市每个阶段的历史痕迹也是设计师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样的设计理念下，今天隆福大厦顶层6000平方米的文化中心最终建成。目前，这里正在举办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在华的首次大型个展，并成为俯瞰北京城的好去处。未来，整个隆福寺街将变身为集文创办公、美术馆、精品酒店、特色餐饮等业态于一体的创意街区。

在建筑界，越来越多专家开始尝试采用新的手法，使新建筑和老环境相融合，让新城市与历史古迹建立对话关系。这些策略包括高度控制、体量压缩、尺度接近、肌理相仿等。

“由于年代久远、功能变更等原因，不少老建筑面貌破败、设施落后，如何在保护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要思考的问题。”浙江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吴志强说。以浙江省杭州市拱宸桥区历史街区的保护改造为例，因居住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很多居民在改造之初倾向于迁出去。为此，在改造老城的同时，一系列生活提升计划很快开展起来，濒危的房屋要修好，外观保持原样，内部结构要适当改造以消除隐患；煤气管道要通进来，卫生间也要建起来；此外，保留了有地方特色的财神庙、张大仙庙等场所，工业遗产则改造成了博物馆群；运河沿河景观营造了运河边的公共空间，把它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当地百姓将变化看在眼里，整治完成后，又都希望迁回来。

“如今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关注度逐渐提升，只要有相关新闻发生，媒体就会高度关注，一些年轻人和社会资本也开始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这是我们的机遇。”宋新潮说，下一步最关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制定保护规划，使保护对象更加具体，保护措施可以落地操作。规划的出发点不仅是保护、修复老城这么简单，而是要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改善结合起来，注重社区文化精神空间的营造。（李 雪）